什么是礼乐文化？礼以修身，乐以化心******
中新网12月20日电 近日，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、《百家讲坛》名师彭林举行了一场直播连线，带领读者品读自己的作品《礼乐中国》，体会博大精深的礼乐文化。
直播中，彭林教授首先讲述了这本书的写作缘起。受电视剧等影响，现在一提到礼乐，有的人认为是“封建遗存”，有的人联想到的是磕头、作揖，其实这些都是对礼乐文化的误解和片面解读。
《礼乐中国》。图片来源：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作为历史学者，彭林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播礼乐文化。他希望通过礼乐，树立国人的文化自尊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律。
接着，彭林阐释了“礼”和“乐”的内涵和关联。
《礼记》说：“礼也者，理也。” 礼，是贯穿万物之理的规范。理无处不在，礼亦无处不在。鞠躬、作揖这些外在形式只是礼的细枝末节。
《管子·牧民》说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 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，不愁吃穿了，就会追求精神层面的发展，讲究礼节，明辨荣辱，使自己的生活更有品质。
中国文化以“人”为中心，以人如何通过修身，从一个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意义上的完人，作为人生的必修课。礼是做人的规范，所以这一过程，是借由学礼、践行礼来完成的。
和“礼”一样，“乐”也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。中国古人将今人所说的“音乐”，拆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，分别称之为声、音、乐。其中“乐”是最高层次，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，正所谓“德音之谓乐”。
儒家修身的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其大要则包括内与外两个方面。所谓内，是懂得用思想纯正、风格典雅、中正平和，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雅乐陶冶心性，养心怡情。所谓外，是懂得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，消除戾气，拒绝粗俗，懂得遵守社会秩序，尊重他人，与人为善，谈吐典雅，涵养德性，变化气质。
图片来源：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礼以修身，乐以化心。礼乐双修，就是内外兼修。“礼乐皆得，谓之有德”，彬彬然有君子之风。
最后，彭林分享了古今两个礼乐小故事，提出没有经过礼乐熏陶的人生，是不完美的人生。
据介绍，《礼乐中国》兼具通俗性与专业性，全书精选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左传》等典籍中有关礼乐文化的格言名句100余句，每句礼乐格言下皆有译注和析义。
此外，书中还配有许多与礼乐文化相关的图片，进一步丰富了全书的内容。彩插中的礼仪复原图实属珍贵，由彭林教授独家授权，来源于其课题项目。根据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等古籍中对于古代礼仪和音乐的文字记述，彭林教授团队对古代礼仪进行了复原，如《周代婚礼夫妇对食礼仪复原图》等。(完)
师恩难忘****** 刘末利 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 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 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 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 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 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 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 (历史资料) 凤凰微彩地图 |
